琳达是一名中学老师,她有一个儿子和女儿。有一次,她们邀请我们在餐馆吃饭。那时,她的儿子爵迪7岁,是精力好动的类型。
在餐桌上,爵迪喜欢拿叉子敲盘子,琳达说:“爵迪,我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用你的叉子和盘子制造噪音,我就只能马上带你回家了。”
爵迪安静了一会,但男孩子太健忘,一会儿又敲起盘子,并希望把餐巾放在妹妹头上做头巾。
琳达站起来说:“很遗憾,爵迪,这不是音乐会的舞台。”我这时注意到爵迪似乎在构思着音乐会。琳达对我们说:“我真是非常抱歉,我必须带爵迪回家,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她让她先生把她的食品带外卖回家,并说爵迪今晚没有晚餐。我虽表面镇静,但对一切感到惊讶。
两周后,琳达为了表示歉意,再次邀请我们吃晚餐,这次,我们都没有带孩子,讨论了很多孩子教育的问题。琳达说:“我很爱孩子,但我们有自己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不容跨越的。”
我问:“如果在孩子青春期,你们还会这样严格吗?”琳达说:“在孩子青春期,他们会多一种权利,就是选择的权利,选择遵守或不遵守我们的底线,但不遵守我们的底线需要承担一些后果,比如我们不给零花钱,也不会支付他们手机的账单。这些后果通常会让他们遵守底线。我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我问自己:我是否有琳达那种在饭桌上中途退场的勇气?
我知道我没有,我无法让朋友难堪,无法破坏气氛,无法忍受孩子的饥饿以及他们在深夜的哭泣。而且,我不是在这样的底线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我即使行动了第一步,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至今,儿子们在饭桌上的行为有时让我难以容忍,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软肋和选择。
今天的爵迪,以及马克的孩子们如大多数西方人的孩子一样,在公共场所彬彬有礼。我心想:我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