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女性人群乳腺癌的发病率为22.1/10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每年有近18.7万新发病例,预计15年后将超过24.3万。随着城镇化加速,我国城镇人口2050年预计超过75%,60岁以上女性居民占全部女性人口的比例将从2015年的16%上升为2030年的25%。
世界卫生组织十多年前对8项大型临床试验的汇总分析提示,乳腺癌筛查可降低20%的死亡率,而2010年发表的一项欧洲大样本长期随访研究显示,筛查仅贡献了全部乳腺癌死亡降幅的1/3,对于是否继续乳腺癌筛查的利害之辩论再次浮起。对此,英国政府2012年组织独立委员会对乳腺癌项目进行重新评价,其结论是应继续开展乳腺癌筛查。
部分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启动了全国性乳腺癌筛查项目,据国际癌症筛查协作网汇总,这些国家项目的初筛技术几乎均为钼靶X线检查(国外女性乳腺脂肪含量高,钼靶效果好),绝大部分筛查频率为每两年一次,大部分项目的筛查起始年龄为50岁。
我国过去几年陆续开展了一定范围的乳腺癌筛查项目。2008年,卫生部转移支付乳腺癌筛查项目为全国30个省份的53万名35~69岁女性提供乳腺临床体检、超声结合钼靶X线检查的筛查方案和后续随访。2009年,延伸的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目(含乳腺),为全国200余县(区)的35~59岁农村妇女提供人均60元的支持,采用乳腺临床体检为初筛,阳性者转超声检查,再阳性者转钼靶X线的筛查方案。2012年启动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定位全国12个省份的40~69岁城市居民,以问卷评估为初筛,确认乳腺癌高危的40~44岁个体行超声检查,45~69岁的高危个体行超声联合钼靶X线检查。
符合以下任何之一,直接纳入高危人群筛查:
(1)未育或≥35岁初产;
(2)一级亲属在50岁以前患乳腺癌;
(3)两个或两个以上一级或二级亲属在50岁以后患乳腺癌或卵巢癌;
(4)对侧乳腺癌病史或经乳腺活检证实为重度不典型增生或导管内乳头状瘤病者。
以下也是乳腺癌的高危因素:
(1)12岁以前月经初潮或行经大于40年者;
(2)过食高糖、高脂肪、低纤维食物,体型过度肥胖或伴有糖尿病者;
(3)长期服用激素或使用激素替代疗法;
(4)30岁后生育,40岁以上未孕,独身,婚龄过大或婚姻时间短者;
(5)有乳腺良性疾病史;
(6)有胸部放射史,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
(7)大量应用含雌激素的美容品、保健品者。
2012年,在国家卫计委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国家癌症中心启动了“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并正式纳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确认具备乳腺癌高危因素的40~44岁妇女行超声检查,45~69岁的高危个体行超声联合钼靶X线检查。2012年人均筛查费用为300元。在2012~2013年度对项目点城市共39万余人进行评估,其中1.7万余人参加了乳腺癌筛查。
对高危人群来说,检查的年龄不是关键,甚至可以提前到20岁。在我国,主要采用超声检查,到35岁后可以加上钼靶X线检查。
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生通常涉及多个基因变异,其中BRCA1/BRCA2基因突变在遗传性乳腺癌患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40%~45%),且存在于80%的乳腺癌高发家族的患者中。BRCA1突变基因携带者一生中发生乳腺癌的平均风险为65%(40%~78%),BRCA2突变基因携带者的平均风险为45%(31%~56%)。此外,BRCA1/BRCA2同样与卵巢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卵巢癌病例的6%~8%是由BRCA1/BRCA2突变引起的。BRCA1基因突变携带者到70岁时患卵巢癌的平均风险为39%(18%~54%),BRCA2基因突变携带者的平均风险为11%(2.4%~19%)。现在国内有几家权威机构可以进行BRCA1/BRCA2基因突变的检查。但是否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否会让阳性人群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在中国预防性切除乳腺和卵巢及输卵管的可能性有多大。
至于筛查结果的解读工作要交给有经验的专科医师来进行。由于普通人群没有医学背景,对结果的判断容易出现过度重视引起心理疾患,或自认为没事忽视病情。
乳腺癌术后的患者在恢复后首先要咨询自己的手术医师,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比如是否要进行化疗和放疗,是否需要进行内分泌治疗。而且如果可能,建议患者去肿瘤专科医院咨询,很多综合性医院对后续的系统治疗并不是很重视,容易让患者的治疗的某一环节出现缺失。
常规乳腺癌患者术后2年内每3个月复查一次。2~5年内半年复查一次。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就需要及时就诊,而不是机械的遵照复查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