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节育：捆绑中的性与孕

亚里士多德也曾表露出必须控制人口的观点。理由是：“就像在很多城邦里要发生的那样，如果人口数量不受控制无限发展的话，那么人们都将陷入贫困之中。”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他提出的政策是：孩子的数量不应随意规定，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有些孩子必须提前死亡，而有些婚姻完全不应生育后代。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堕胎是终止生育的可行办法。有学者对他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进行研究发现，他其实掌握了几种避孕的办法，但是或许效果不佳，所以在当时，堕胎已是终止生育比较流行办法了。

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倡堕胎，但现实生活却是另一番模样。在古希腊，曾经堕胎的女子被禁止进入庙宇，在宗教的意义上，她们已经“不纯洁”了。堕胎行为虽然经常发生，但是却为古希腊人所不齿。

和古希腊相反的是，古罗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推行旨在提高人口数量的政策。因为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罗马人一直担心“纯正”的罗马人数量会越来越少。奥古斯都一世在公元前18年公布了一项名为《朱里乌斯法》的法律，后来又通过了《帕皮乌斯·彼培乌斯法》加以补充。这两项法律构成了所谓的《三子法》的基础。根据《三子法》，在罗马，如果一对夫妇生育至少三个以上的子女，那么他们在很多方面就可以享有特权。

然而，据研究显示，这些人口政策并没有对人口数量调节起很大作用。古罗马的儿童死亡率一直很高，父母的寿命也不长（40岁或更低），这一情况与古希腊很像。塔西佗（公元55～125年）在《编年史》中写道：“结婚率和出生率并没有因此而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生育孩子了。”那时候的人们固然非常需要后代来继承遗产，为他们养老送终，但是若对古罗马家庭多加了解，却发现怀孕更多地被人们视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威胁。来自上层社会的颓废贵妇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堕胎或者避孕，因为他们害怕生产之痛或者担心身材走样，又或者害怕她们的婚外情曝光。不仅如此，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或者两个孩子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但是生育更多孩子“就有问题了”。小普林尼（公元62-113年）甚至在他的《书信》中抱怨，在他的年代，就算家中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被视为负担了。佩特罗尼乌斯（逝世于公元66年）在他的流浪汉小说《爱情神话》中不无讽刺地写道，没有人敢再生小孩了，否则她们将不再被邀请参加宴会，也不再有人邀请她们到小剧院看戏。人们生育意愿偏低或许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峻的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所能查到的相关文献，其中反映出的社会风貌，大多数是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使自己保有结婚的机会或者捍卫女性的尊严比生育更重要。下层阶级则担心生育更多的孩子将无法养活他们。至于那些靠出卖肉体谋生的女性，是否堕胎或者避孕更直接关系到她们的收入和生活。古罗马讽喻诗人朱凡诺（公元60-140年）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指出了这种阶级间明显的差别：“这些（贫穷）的妇女们，她们冒着风险生下了孩子，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了命运压在她们身上的担子。但是那些躺在金色床上的妙龄少妇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忧虑。她们有着那么多的技巧以及药物帮助她们避孕或者堕胎。所以，高兴起来吧，不幸的男人们，亲自为你的女人端上那充满魔力的饮料。”

这“充满魔力的饮料”，应该就是当时人们相信有效的避孕药。很多资料表明，避孕在古罗马只被富裕阶层所享有。或许这“饮料”的价格不菲？美国医药史家约翰·M·里德归纳了一个表格，说明古罗马的出生率在公元前300年降低到3.6%，在公元79年则降低到1.81%，和统治者的希望正好相反。但这是“避孕”的结果吗？实际上，有足够证据证明那时的避孕手段并不可靠。所以，古代罗马时期的人口减少，还是另外的一些原因在起主要作用——战争、灾荒、瘟疫，这些因素比节育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