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希波克拉底写了很多用于堕胎的极端的身体运动,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导致流产的概率不高。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搞不清楚堕胎和流产的区别,但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是否有效另当别论,但是当时的女性(包括奴隶身份的女性)大都已经掌握了一些堕胎的知识,这一点则是可以相信的。
沙朗诺生活在图拉真大帝时期的罗马,他创作了古代最伟大的一部妇科著作《女性疾痛四书》。这部作品原先主要是写给助产士的,不过后来的很多医生都很重视。凡是涉及堕胎和避孕问题的,沙朗诺都抱着非常包容的态度。而且,他是严格区分堕胎和避孕的少数医生之一。“atokion(避孕)和phthorion(堕胎)是不同的。前者阻止受孕的形成,后者则是终止受孕。”他曾经提到:有人谴责避孕这一做法,根据是希波克拉底说过的话“我不会给任何人开避孕药,因为维护自然法则是医生的职责”,但也有人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做不同的处理。固然有人是因为通奸或者想保持身材而堕胎,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生产会给母体带来危险,包括母体的生殖器官太小,无法顺利分娩,又或者子宫发炎并且有裂口,或其它紧急情况。必须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比起堕胎,避孕的危险要小很多。
从希波克拉底到沙朗诺,可以看出西方医学的进步,至少区分了堕胎与避孕,而且对避孕有了更客观的看法。虽然在古希腊、古罗马,几乎都是由男性记录和传播避孕知识,很少谈及女性权利或者女性自己对生育的想法,但通过以上医学典籍的介绍与传播,可以得出结论:当时的普通人甚至奴隶,都可以获得相当多的关于避孕的知识,谈论和身体有关的一切,也并不犯忌。人们渐渐用坦然的话语谈到生育,像“有些孩子生命应该结束”,在今天看来,当然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在古代,人们过着更接近自然的生活,而未被各种价值观束缚。
中断的时期:避孕成为一种禁忌
和基督教时期相比,这种坦然的价值观就更明显了。在前三个世纪中,除了对人类繁殖力的推崇以及对繁殖目的的强调之外,很少有学者对避孕做出评价。圣依波里脱·冯·罗马(公元150-235)在《辩驳》一书中提到一个看法:堕胎及避孕是一种谋杀。这里的“谋杀”指的是使用所谓的节育药。书里提到,在那个时代,有些基督教妇女和地位低下的奴隶姘居,为了不和他们生下后代,她们于是服用此种“节育药”。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罗马湿壁画《伽利努斯与希波克拉底》局部,希腊拉丁姆阿纳尼的教堂地下室发现。图/FOTOE
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成为一些国家的国教,但是关于避孕的书籍还是非常少。很多保存下来的资料都与基督教对诺斯替派性伦理的批判有关,因为诺斯替派允许“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内及婚外性行为”。基督教真正的避孕学说要到圣奥古斯丁教父(公元354-430),他在与摩尼教的论战过程中形成了基本观点,批判摩尼教徒纵情声色。圣奥古斯丁在晚年的作品中还一直批判那些完全不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在他看来,婚姻中没有繁殖后代,这是一项(虽然较轻)的罪行,可以通过基督教的博爱或者施舍进行赎罪。 “有时候,肉欲的残忍竟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他们不惜服用会导致不育的毒药(即节育药)。如果这些药没用的话,那他们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使胎儿在母体内窒息。”从这些用词可以看出,圣奥古斯丁极端反对避孕行为。
早期基督教极力反对各种形式的避孕,对约翰·生科里所斯托姆等教父来说,提到这几个字都已经非常为难了。他在布道中提到避孕和堕胎,但用的却是它们的希腊名字“atikoi”,而且极力掩饰它们的目的。基督教文明最终遮蔽了堕胎和节育的讨论,它们逐渐成为禁忌。直到后来,有人触碰这一话题,遭遇到很大的争论,他们不知道,在更早期的文明中,人们是如何坦然地谈论这一切。